译铭公告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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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姓 名: 梁译员  [编号]:1060 性 别: 女 
擅长专业: 科学教育 出生年月: 1983/2/1
民 族: 汉族 所在地区: 广东 深圳
文化程度: 硕士 所学专业: 课程与教学论
毕业时间: 39965 毕业学校: 广西师范大学
第一外语: 英语 等级水平: 六级
口译等级: 高级 工作经历: 1 年
翻译库信息
可翻译语种: 英语
目前所在地: 广东 深圳
可提供服务类型: 笔译、口译
每周可提供服务时间: 全天
证书信息
证书名称: 大学英语六级
获证时间: 2004/12/1
获得分数: 82.5
证书名称: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证书
获证时间: 2005/12/1
获得分数: A
工作经历
工作时期: 2007/9/1--2009/6/1
公司名称: 科学教育研究所
公司性质: 国营企业
所属行业: 教育/培训
所在部门: 外事处
职位: 接待
自我评价: 认真,创新
笔译案例信息
案例标题: science and physics
原文: 原文暂时找不着了,只保留了译过来的文章。
译文: 19.2 社会对物理学的影响 第一个,也是比较小的一个影响是通过各种资助研究的公开机构、基金会、大学以及公司的投资。而这些机构的领导们在共享各科学领域的资源时,会根据各领域过去的表现和对未来这些领域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收益的判断,随时改变自己的计划。因此二战后,大量的经费流向了核物理,并且这种局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稳定了下来(见证了美国SSC衰亡)。如今生物医学正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1998至2003年间,US Health Institute的人员增长不到10%[3],而预算却变为原来的两倍,并创下了2700万的纪录[2]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新的角色显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慈善业。在美国,从1990年到1998年,非盈利机构投在研究上的经费总额从87亿增加到了195亿美元。在英国,本世纪末,Wellcome Trust投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资金甚至比投在英国研究协会上的还要高[4]。随着私人募捐比重的不断加大及其对生物医学研究的眷顾,物理学和工程学能得到的公众资助变得越来越少。 然而,也有例外。在本世纪之交,加拿大富商Mike Lazaridis创立了安大略理论物理视野研究院,旨在对量子引力和量子计算进行研究[5]。2003年,曾创立和领导了最大的航空和工业应用传感器供应公司的物理学家Fred Kavli,建立了Kavli粒子天体宇宙物理学研究院,并与SLAC合作进行基础研究[6]。2004年,软件业先锋Paul Allen继率先投资R&D后,又声明将致力于建成320个射电望远镜中的206个,并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可以对银河系内可能存在的其它拥有先进科技的文明进行搜索的通用设施:艾伦望远镜阵列(ATA)。尽管存在上述事例,目前慈善家仍然更钟情于生物医学研究[7]。 在物理学界内部,尤其是在美国,也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针对资金从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向凝聚体物理和材料科学的转移。值得一提的还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建设过程中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被一项议会决议所中止[8]。当时科学界有两大阵营:小科学和大科学,其领导者分别是安德森和史蒂文•温伯格[9]。它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对物理学两种不同前景的具体表述:突现论和还原论。 那么,这些争论对物理学的发展有用吗?表面上是没有的,但如果考虑得深远一些,应该是有的。当然,公众可能并不会对有名望的科学家之间为从政府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进行的争斗感兴趣。然而,这些争论会迫使竞争者激化他们的言论,并将自己置于一个更简单和与公众及政治家更一致的境地。另外,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会迫使学者们更好地明确和改进他们的成果和技术,以使其能被应用到其它科学和工业领域。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再加上科学家间的激烈争论,只有最好的机制才能适应并存留下来。国际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它们最初的章程里,并没有正视专利结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没有几个CERN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专利及其应用是它们使命的一部分。直到1999年,该实验室才建立了一个分支来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  思想氛围虽然不易察觉,但它对物理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正是这些内在的哲学思想统领着科学争论,也正是这些哲学思想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各种新看法并能获得公众和科学界的支持。  “科学到底是为了寻求真理(实在论者)还是仅仅为了建设社会(相对论者和构造论者)?”以上就是这一争论产生的社会背景,而这一争论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断被激化。为了攻击后一种论断的拥护者,Alan Sokal选择了“对量子引力的阐释”作为他发表于1996年的著名讽刺论文的题目[10]。 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学者都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态度,以至于他们都忽略了Lewis S. Feuer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场争论爆发前就已经提出的观点。在他的《爱因斯坦及历代科学》[11]一书中,有一章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社会根基》。只要看一下 Feuer对当时历史的详细叙述就足够了,他指出虽然物理学理论和模型,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理论覆盖了越来越多的领域,以使人们可以越来越接近大自然内部规律的真实面目,但它们通常都是以当时的思想潮流为形式来组织和呈现这些规律的。 当然,物理学对思想潮流的形成贡献很大。只要回忆一下相对和不确定原理当年所引起的和现在仍在继续的有关相对论和不确定理论所包含的决定论、实在论及它们引起的回响之间的争论就足够了。如今,贝尔不等式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图灵通用机一样,至少在名称上被人们所熟知。此外,天体物理学引发了放多有关哲学尤其是宗教的争议。宇宙和时间的起源是最常被提起的,但更微妙的争议是有关自由意志和所谓的“人存原理”的合法性及意义,一本非常著名的由John Barrow和 Frank Tipler合著的一本名著的标题[12]。十五年后,在《我们的宇宙栖息地》一书中,Martin Rees通过“要对我们的宇宙像对待生物一样友好” 总结了科学家面临的几大疑团[13]。他甚至在自己剑桥的家里召集了一些主要的宇宙学家就“对宇宙和基础物理学的人存探讨”展开了讨论。(图19.1)[14,15]。这场会议的主题由曾于1974年提出“人存原理 ”一词的Brandon Carter引入。这个主题对宗教人士尤其有吸引力,这次大会由邓普顿基金会部分资助。这个基金会,由金融家John Templeton于1972年成立,已经为四位有名望的物理学家颁发了邓普顿奖“以鼓励和赞誉那些改善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人”[16]。获得者分别是:Paul Davies(1995),Ian Barbour(1999),Freeman Dyson(2000),和John Polkinghorn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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